胡宗南先生追思

胡宗南先生追思

胡宗南先生追思

胡宗南先生追思
    
    王 微 口述
    
    胡宗南的身世
    
    ㈠ 早年的家世
    
     胡長官生於民前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六）五月十二日，浙江鎮海人。父親胡際清先生，早年由抄家境不佳，於原配王夫人逝世（是年長官四歲）後即離開鎮海，隻身到孝豐投靠堂兄維生。堂兄經營藥鋪，並從事地政清丈的工作。清末洪楊兵亂之際，清政府曾於寧波、紹興一帶訓練地政人員，以便在收復地區從事地政管理工作，堂兄曾接受此種訓練，胡老太爺際清先生到孝豐後，隨堂兄學習，此後便一直以此謀生。胡長官七歲時，老太爺才從鎮海接他到孝豐。隨後，老太爺續絃。吳太夫人生胡仲後不久又逝世，再娶章太夫人（今住嘉義，年八十歲）生胡琴賓，因此胡長官還有兩位異母弟。長官七歲在孝豐就讀於私塾，待孝豐創辦新式學堂後，首批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就學。[按：胡先生民前三年十四歲入學堂肄業]
    
     長官生母及繼母吳夫人都早過世，因此撫養他長大的是章太夫人。長官在世時頗爲孝順，即使在兵慌馬亂之際，他每年至少都要回鄉一次，以侍奉老太爺。際清先生性格和平廉潔，他所從事的地政工作，類似於台灣的土地代書，在浙江本來這種工作也可以上下其手欺貧凌弱的，但他仍然安貧樂道。由於他處事的公正廉明，縣政府也請他擔任催收主任；在前清，這是衙吏，管理土地產權轉移的登記，即相當於台灣地政事務所主任，月薪八元。胡長官當師長時，老太爺在地方的聲望極高，當時他的薪水最高爲十六元一月。他雖然擔任土地工作，自己卻只買了幾畝田，連自己住的房子還是租來的。際清先生除了維持家計之外，還培植一個弟弟，經濟相當艱難。由於家境清苦，長官從小學、中學起都極爲刻苦，勤儉的家風深刻地影響他爾後的爲人，事業盡管與日飛黃騰達，私生活仍然一本初衷，絲毫不能影響他克己自勵的風範。
    
     民國十六年北伐上海戰役時，他擔任第一師第二團團長，南京克復後晉升第一師少將副師長（十六年五月），當時師長爲薛岳。第一師早期的經濟情況頗爲拮据，一年只能發幾個月的餉，照規定士兵薪餉爲六元，官長十二元，以一個循規蹈矩的軍人而言，大致是夠用的，特殊情況也可借支，校官可借二十元，尉官十六元，士兵一元或五角，但發餉時即予扣回。
    
     胡長官擔任團長時，經濟較爲寬裕，待調任副師長後，卻十分拮据。直至十六年十一月升任廿二師師長時，才較爲好轉。但此時他仍然不寄錢回家，老太爺忠厚成家，也從未向胡長官提起任何金錢的問題，有時他需要錢的時候也絕不開口，偶爾他寫信給我：「今年人不很好，不很太平，比過去困難點……」僅輕輕地暗示經濟困難，絕不往下說。胡長官很少寫信回去，我便常常提醒他：「好久不寄錢了，得寄點回去！」他便說：「好了！寄點回去，五十塊錢好不好！」我說：「五十塊錢太少了，每年至少寄三百回去才夠用。」他答應了，但也只寄那麼一年，而且是分二三次寄的。
    
     張佛千寫過一篇文章，說胡老太爺曾到南京辦事處要了一筆錢，胡先生一氣將辦事處主任撤差。這是謠言，老太爺是到過南京，但卻是應他一位朋友之邀才去的。他去上海看朋友的病，順道到南京遊覽，軍醫處長趙漢江、軍需處長蔡翊祺曾請他吃飯，不到一週就回孝豐了，這是廿三年的事，辦事處主任是我的老師魏珧，向他要錢是絕不可能的事。際清先生向來忠厚篤實，胡先生當到方面大員，老太爺和家人從未主動來找過他，直到卅八年，長官的三弟首次到西安看他，也只住了兩天。胡家後來買了房子，也是戴笠（雨農）花了四百元向房東買下來的，命名爲桂花廳。這棟房子在民國卅年爲共黨新四軍所焚毀，勝利後胡長官曾回去，勉強居住，回部隊後告訴我，這房子兩頭進風，有如涼亭，因爲房子被燒過了。
    
     胡老太爺於廿六年十二月逝世，當時胡長官在浦口作戰，未及時獲得消息。待部隊到信陽之後，請假奔喪，委員長批示：「孝豐淪陷，道路阻塞，不必冒險回籍奔喪」，終於未克成行。翌年（廿七年）一月，我回孝豐時，胡老太爺已經出殯了，墳墓是一位胡長官的友好張營做的，費用多數爲戴雨農所供給。
    
    
    ㈡ 晚成的婚姻
    
     胡先生結婚很晚，民國卅六年五十一歲時結婚，夫人葉霞翟女士，曾獲美國威士康辛政治學博士，婚後育有二子二女。胡先生在此之前未曾結婚，但說來話長，他所以去黃埔，有三個原因，婚姻乃是其中之一。
    
     他早年的婚姻，必須從擔任小學教員時說起。胡先生中學畢業後，先在縣立高等小學任教，半年後，孝豐望族成立一所王氏私立小學，由於有豐富的財源，成立小學之後，校長王繪青先生從縣立小學延聘胡先生擔任該所小學補習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預備班，共學生十數人）的主任教員，我也同時在王氏小學任教。當時教員中聲望最高的是方秉性（南京高等師範畢業，日後張其昀、趙龍文、繆鳳林等人與胡先生訂交，皆經由方氏介紹），後來他離開王氏小學到東南大學繼續升學之後，胡先生在這小學中便居於首位，這也是後來王姓族長王嘉禾（他是我的至親）特地爲他安排親事的原因。
    
     王嘉禾有一位姓潘的小姨，想介紹給胡先生，胡先生的叔叔鏡清先生在校長王繪青家中當管家，叔叔首先贊同這門親事，胡老太爺也同意。然而胡先生認爲女家爲土豪劣紳，門戶不相稱，而且從未見面，毫無感情可言，因此避不談婚娶，把婚事拖延了兩年。女方不顧一切後果，將女兒自動送往胡家，這位過門而從未見過夫婿的女子，後來就在胡家抑鬱而死，這便是胡先生早年的所謂「妻室」。
    
     逃避這門婚事是胡先生走向黃埔的第一個原因。這事完全是老太爺處理的錯誤。他不僅對這件事處理不當，對老二胡仲的事也處理不善。胡仲結婚後夫妻感情不睦，不久病死，留下年青又無子的媳婦，本應再嫁，老太爺到上海和胡長官商量，胡答應出三百元替他另覓對象，但回去一問媳婦，媳婦當然不敢說：「我要出嫁」，三弟琴賓也認爲不應把遺孀繼續留下來，但老太爺不肯讓她再嫁，亦終於抑鬱而死，其間倒是沒有不貞的問題，但生理上使一個年青女子守幾十年的寡，無論如何是不合人道的。媳婦妯娌之間也常有爭吵，有幾次無法平息，章太夫人總請我去調解。際清先生對家事的處理不當，引起了許多不應當發生的事故。
    
    ㈢ 進黃埔的原因
     逃避婚姻是他涉入軍校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因素是孝豐已無發展的餘地。王氏小學校長王繪青辭職，不久族長死了，學校經濟恐慌，優秀教員相繼離去，多數考入東南大學深造，我改任縣立小學校長，另外一位同事陳嘉謨也離去。當時方秉性、胡宗南、我和陳嘉謨，在校中有「四大金剛」之稱，四大金剛走了「三大」，在心理上使他難以再教下去，而地方派系爭鬥極烈，環境和心理的威脅迫使他不得不離開鄉里。
    
     婚事不睦，再加上地方缺乏出路，使他想到出外去開闢天地。民國十二年離家去上海找知友胡公冕，胡公冕在孝豐當過哨官，和胡長官是莫逆之交，這一年到上海沒找到他（時胡公冕已到廣東），卻正值黃埔軍校成立，於上海秘密招生，同鄉闕懷珍（於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曾任蔣先生副官，和陳果夫亦有交往）知道消息，介紹胡先生投考軍校，這個意外的際遇決定了他日後的前途和事業。
    
     那一年，我在他之後也去上海，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進修；暑期學校舉辦兩期，胡公冕和胡宗南都在暑期學校上過課。我去時發現胡先生和民社黨名人江亢虎的妹子來往頻繁，同鄉見了都在講閒話，這女子鼻子高而端正，樣子滿漂亮的。我曾勸他不要和這女子來往，當時江亢虎聲望很高，後來終於聲名狼藉。暑期學校校長郭秉文容納各
    黨各派的名教授到學校演講，胡適之、江亢虎等都曾在此演講。胡宗南便在暑期學校中透過方秉性的介紹而認識張其昀。
    
     胡先生也在這個時期投考黃埔，但他一直到初試錄取，決定不去之後才告訴我這消息。在上海他錄取的分數很高，但英文交白卷，在孝豐讀英文，不可能讀得好。至於他下去廣東參加覆試的原因，只是因爲怕英文還是交白卷，沒錄取的把握。我勸他無論如何要去，我說：「考了再講，兩廣既然需要青年，即使不錄取也另有辦法，不至於令青年走投無路，何況胡公冕也在那裡，還可以找他幫忙！」我又激�骸改悻F在已無顏還鄉了，假如你不去，只有一個辦法。我把校長讓給你，我校長不當還有一些產業可以過活，而你比我還窮，我只好把校長讓給你。」終於他決定赴廣東覆試，找到一位姓曹的把金戒指當了十一元，花八塊八買一張船票；第二天我送他上船，此後便開始了他一生非比尋常的功業。
    
    
    
    胡宗南與戴雨農的關係
    
    ㈠ 初次訂交
     戴雨農，軍校六期肄業，初期的黃埔同學錄沒有他的名字，由於他沒有畢業，有人並不承認他的黃埔身份，但抗戰時期他還是校務委員之一。早在民國十七年，戴氏就擔任蔣總司令的隨從參謀。對於他的發跡史，我並不清楚，不過他六期肄業的身份，如何能當起隨從副官，總有某種特殊的因素，或者是由某要人的推荐，或有其他特殊的
    機緣，不詳。胡先生和戴雨農兩人的訂交，據趙龍文發表的一張在西湖大佛寺合照的照片（爲胡、趙、戴三人合照），趙氏認爲胡、戴兩人的訂交始於民國十七年。實際上該照片應該是十八年，胡先生十八年才去西湖，當時住在大佛寺。民國十七年戴氏任隨從副官時，胡爲廿二師師長，胡在職務上到總司令部的機會少，因此據我推測，十七年兩人尚無訂交的可能。
    
     十九年在隴海路，我首次認識戴氏，他坐在蔣先生的列車上，只有他一人配手槍穿馬靴，部隊長中尚無此裝束者，因此頗令人注目。
    
     胡先生在浙江系統的將領中，除了陳儀、周鳳岐等老軍閥外，少壯軍人中，他是佼佼者，甚且黃埔軍人中聲望亦未曾有高於他者，自然戴笠會想和他接近。我想，他們早期的相識，是基於互相的需要而認識的。此後他們彼此間極特殊的密切關係乃建立於藍衣社。
    
    
    ㈡ 進一步的交往
    
     藍衣社是模仿德國而來的特工組織，唯一不同的是希特勒發展這種組織的方式是從社會到軍隊，而蔣委員長則從軍隊向社會伸展，缺乏工農階級的後盾，沒有社會群眾做背景，只單純地以軍人爲基幹，胡宗南便是主要基幹之一。
    
     一般說來，胡宗南對於後來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人的人選影響很大，當時蔣先生心目中有戴笠、胡宗南和酆悌三位，一時決定不下。有一次蔣先生曾問胡，在這幾個人當中，以何人爲理想，胡先生說：「我不敢說那一個人最理想，但據我想，這種事情最好是控制在浙江人手中。」就這句話影響了蔣先生決定戴笠而不再考慮酆悌。酆悌爲軍校一期，湖南人，曾赴德國考察特工組織，外表英俊，口才伶俐、聲音�O隆，黃埔政工人物如滕傑、康澤等都擁護他。後來擔任長沙警備司令時，因長沙大火而遭槍決。
    
     戴雨農從藍衣社開始即與胡宗南建立極深厚的友誼，此後戴氏許多重要問題都請胡先生從中說項。戴氏重要幹部如趙龍文、梁幹喬、史銘、馬志超等人，都是從胡先生幹部裡調過去的，還有魏大銘也是。
    
     魏大銘是一位極具天才的人物，報務員出身，雙手皆能同時發報及收報，而且極爲迅速確實。卅九年在台曾破獲一宗極爲重要的匪諜案。是時共黨正企圖血洗台灣，魏氏利用所破獲的電台從事反間諜工作，前後歷半年之久，終使共黨誤信美軍已協防台灣，而將原置於東南沿海計劃攻台的部隊北調韓國製造韓戰。魏氏實際上是拯救台灣命運有功的人，可惜因才氣橫溢而絕不曲從，終獲罪於小蔣先生，以貪污名義下獄至今。
    
     對於戴雨農的一切，胡宗南始終毫無保留地幫助他，而戴也常將內心所煩悶的問題轉託胡先生向委員長說項，兩人間彼此互相幫助的事例很多，但都是枝枝節節的瑣事。
    
    
    ㈢ 斡旋西安警局
    
     有一件事情是關於西安市警察局長的任命問題，胡先生的從中斡旋可以反應出兩人交誼之深切。在中國瞥界裡，一直至今都維持著一個傳統，凡是各省警察局長，多數皆由軍統局保荐給省主席。陝西省主席熊斌（哲明）就任之後並不按照慣例，即自行任命西安警局局長，待新局長到任之後，戴即要求熊斌依照慣例改派，熊斌拒絕，雙方關係因而僵持。戴於是轉而要求胡先生從中斡旋，以期挽回局面，胡爲此一反其作風地奔忙月餘，終於爲戴笠挽回了尴尬的局面。胡先生的個性，不了解他的人都認爲他生性孤傲，他對自己不喜歡的人，向來不願應酬，別人來拜訪他，他也不輕易回拜，但爲了幫助戴雨農，卻親自到熊斌寓所十七次之多，終於把熊斌所任命的局長撤換下來。此後祝紹周上任時，亦依照戴氏的傳統慣例。這個慣例的維持對戴氏的關係極大，對胡先生而言則無關輕重，因爲掌握西安，在軍事方面有警備司令部，有部隊，民事方面則不必參與，因此西安警察局長的人選如何，對胡先生並無特殊意義。爲了受託於戴雨農，十七次拜訪這位非他所喜愛的熊斌，即可見胡、戴兩人交誼之深。
    
    ㈣ 食無求飽的生活
     從十八年的訂交一直到卅五年將近廿年之間，胡先生每到南京，一定住在戴雨農雞鵝巷五十三號的寓所。兩人個性相同，從不爲自己生活打算。胡先生死時身上所穿的一件破毛線衫，還是戴氏早年送給他的禮物，胡向來忽略自己的服裝，戴每年總要很關切地替他選購衣物。胡先生的一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平日飯食總是兩菜一湯，假
    若三人同吃，則再加一個荷包蛋或紅燒肉，請七、八人吃飯也僅僅簡單的四菜，因此常常不夠吃。他請客，常叫我作倍，但我並不樂意去。他的牙齒向來不好，又不肯裝假牙，米飯因此用水煮得稀爛，去掉水份毫無黏性，他的飯菜都令人難以下嚥。
    
    
    ㈤ 共同需要的交融
    
     抗戰時，由河南以西直到陝甘，軍統局所佈置的特工人員及東北、河北一帶的部份人員，都聽從胡先生的命令，胡先生形同軍統工作人員的上司。沈鴻烈（成章）從淪陷區被胡先生接出來，就是運用此種關係。胡先生在山東、河北一帶都設有敵後工作機構，名義上雖然是招生和招兵以爭取淪陷區青年抗日，實際上眞正的任務是和共黨從事鬥爭。他在這方面用的錢較多，使共黨感到莫大的威脅。戴雨農有時經費不足或工作人員被共黨所逮捕時，胡先生每每義不容辭地予以挽救和支援，很多的事例因年代已久無法正確地記憶。總之，他們兩人所以有如此深厚的結合，並非純粹由於私交，由於共同爲領袖做事，他們在私交之外還有共同需要的結合，由私而及公，建立了公私交融的緊密關係。
    
    ㈥ 哀戴雨農
    
     卅五年戴笠墜機罹難之後，第一個打電報給他的是馬志超（陝西人，黃埔一期，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救國軍後改爲交警總隊，吉章簡爲隊長。）戴笠的座機從青島起飛後就一直渺無音訊，當時，即已判定他墜機，但不知墜於何處，胡先生接到墜機的電報後，立即打電話給我說：「這一定是你們把電報翻錯了。」電報大部分是我翻的，我說：「大概不會錯。」他說：「不會錯？不對！那麼飛機到那裡去了呢？」「到那裡去了我不知道。」我再重翻一次電報給他，「那麼人到那裡去了呢？不對，飛機掉下來也該有個地方呀！」他很著急地問。我說：「中國那麼多的山，也許可能從青島下來就掉海了。」當時還不曉得在南京觸山，消息的證實是在三天之後。在這三天中，本來性情溫厚的胡宗南，脾氣變得極端暴燥。南京觸山的消息傳來之後，他在電話上說：「不會，不會，這一定不是戴雨農，你們的電報一定搞錯了！」我說：「電報可能錯了，但毛人鳳不會錯，毛跟隨他那麼多年，又是小同鄉，總不至於看錯了人。」
    
     戴雨農是死了，但胡先生始終不願接受這個對他是極爲殘酷的事實。胡宗南在西安祭他，流了很多的眼淚，靈前鞠躬的時候，只見他眼淚數度失禁。這是他生命中極爲悲傷的時刻；此後的一段日子，於公於私他開始感受到從所未有的孤獨傷悲。
    
    
    
    胡宗南的公共關係
    
    ㈠ 革命思想啟蒙於黃埔
    
     要了解胡先生的用人，必須先研究他的思想。胡長官的家庭成份照共產黨的分類是屬於小資產階級。在孝豐，他是近於資產階級，他出生於一個忠厚篤實的家庭。求學時期的功課以國文、史地較優，其中尤其以地理最好。他所唸的縣立吳興中學是一所革命的學校，但到我們入學時，已是袁世凱當權的時候，學校裡再不敢高談革命。校長還曾被檢舉過「私藏槍械圖謀不軌」，性命幾乎不保，在我們課堂地下被搜出五百八十隻五響快槍，子彈三萬多發，好在那時鎮守使幫他的忙，說這些槍枝原來是二次革命時學校留下來做爲出操用的。他大概還花了不少錢才倖免於罪，因此二次革命後學校已不敢再談革命。不過仍有一位地理老師和國文老師還在談，只是不敢公開。因此，他在學校裡實際上沒有受到太多革命思想的薰陶。學校中還可以看到柳亞子所辦的《南社》雜誌，其中執筆者雖然都是黃興、章太炎等等革命志士，但他們在這份刊物上只論詩文而不談革命，所以胡先生在中學時期還不可能吸收到革命思想，他的革命思想可能要到進黃埔以後才形成。尤其此後他頗能牢記並且恪遵三民主義及領袖訓詞，主義及領袖支配了他此後一生的思想。他在這段過程中有一個缺點，是連年軍旅的生活使他不僅讀書少而且朋友少，思想和見識沒得到更多的增益。
    
    
    ㈡ 胡先生的友好
    
     從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到十九年當師長這一段時間，連年征戰，在軍中從沒時間看書交友。他的朋友早年在進黃埔以前第一個就是共產黨胡公冕，傳說他們是結拜兄弟，胡先生叫他大哥。胡公冕是溫州人，在孝豐當過哨官，胡先生在就學期間年紀很輕，胡公冕常到學校來看他，他們關係特殊，彼此來往十分頻繁。除此之外他的朋友就是同鄉和同學。民國十年東南大學舉辦暑期學校時，他在南京認識了張其昀（曉峰）。暑期學校一共舉辦了兩期，一期六星期，開辦大學課程凡三十多門，假若考取東南大學，暑校所修學分是可被承認的。我修了兩期，第一年學教育，第二年學史地，胡先生只修一期，在那裡他還認識了一個大陸上的老教育家張河蒼，嘉興縣人。
    
     民國十八年他回杭州時認識戴雨農和趙龍文，那時趙已在東南大學畢業，以後他所以和警界發生關係，也是由戴雨農而來。當戴笠負責軍統局時，因爲深感特務工作的性質一方面需要靈通的消息，另方面需要講究控制，而警察人員一則與人民接近，便於探取情報，一則可以發展對人民的控制作用。戴笠因此建議委員長將警察權合攏在軍統手中。由於警官皆出自警官學校，於是他第一步的手段便是成立高等警官學校，普通稱之爲杭高班（杭州高等警察學校），又稱爲杭訓班（爲警界自稱），挑選優秀警官到警校來教育，當時便以趙龍文當教務主任，因爲趙是東南大學教育系畢業，當教務主任是夠資格的，趙龍文和警界發生關係便自此開始。
    
     胡先生也在東南大學認識郭教授（廷以）。郭教授是讀史地的，胡先生也是讀史地，所以在東南大學認識是很自然的，我那時和郭教授還不認識，我學的是教育課程，不在同一個地方上課。不過據我所知，郭教授和胡先生眞正的友誼可能建立在民國十九、二十年。那時胡先生當師長，在開封請了很多河大的教授，而郭先生也在河大當教授，請他們來對部隊官長演講，那時恐怕郭先生是胡先生最熟悉的了。
     
     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上課，胡適開兩門課，「中國古代哲學史」和「白話文」。我修了「白話文」，還想修「哲學史」時已經額滿。因爲課堂過於擁擠，而且胡適到學期即將結束時才來。他的「白話文」在大禮堂上課，雖有千多人的容量，但所有門窗都被擠破，而且室外比室內更爲熱鬧，擠得一塌糊塗。其實胡適的學問都是表面上的，但他有一個長處，講話非常清楚，非常有條理，而且他的話在很平凡中帶有煽動性，他的文章也如此。他講的古代哲學史完全是抄襲而來，把別人的書改成白話而已，沒有新的東西。他的白話也不過是將中國原有的白話文加以組織和口語化而已。他的《新青年》雜誌前三期由陳獨秀主筆，但其中尚無共產主義思想，僅提倡白話文、新思想。以後介紹歐美的政治，直到五期以後，共產主義思想才開始出現。
    
     胡長官的朋友很少，除了上述幾個人之外，就是黃埔同學。在黃埔同學中，他最要好的是和他同期的賀衷寒，還有袁守謙、蔣伏生。民國廿五年朱經農當湖南教育廳長時，他介紹了很多學生給胡先生，甚至把他的兒子朱介凡也介紹給胡先生當第七分校的教官。此外何浩若是蔣伏生在民國廿一、二年�榻B的。還有一個辛樹幟曾聽見胡先生很高興地提起，說是老友相逢甚麼的，但我始終沒見過這個人，大約也在廿一、二年認識的。他的個性內向，並不善於交際，但由於他的地位關係，和他往來的人也很多。如杜月笙就在西安住過半年。蒙古德王勝利後中央以漢奸（？）治其罪。蔣主席打電報請他，他也在西安住了五、六個月。盛世才（新疆主席及督辦，黃埔六期畢業）民國卅二年離開新疆後到重慶，又到西安住了很久，隨後又回到新疆把家眷一起帶出來，第二次出來時用了十四輛卡車載家眷和行李，到寶雞時有八個卡車被洗劫，名貴的東西都被搶走，後來追回了部分。當初我們懷疑是寶雞警備司令劉進主使的。他是我們很要好的朋友，原是共產黨自首的，當過廿七軍軍長，後來當寶雞警備司令。此人鬼計多端，我們懷疑是他，但破了案後才知道不是他，是盛世才的部下，而且也是東北人。主犯沒捉到，逮捕到教唆的人。這位搶案的實際行動者是盛世才衛隊的侍衛長。分了贓逃到四川去，此人所搶劫到的部分贓物未追繳出來，四川省政府也不理會這件事。
    
     胡先生不大喜歡應酬，他的交際方式多數是請人在家吃飯，四菜一湯倒還是常請人吃的，一年總有幾百個，多數是公務上來往的人。他的朋友很少，對於同學和當地的士紳都很照料，尤其陝西老一輩的人，如做過審計部長的茹欲立，中醫公會長焦易堂（這人本身不是中醫，而是和陳果夫兩人提倡中醫的。）和于右任等。于右任此人很壞，這人不殺頭也應該讓他坐幾年牢，他腦筋很不清楚。在元老中對胡先生最照顧的是張繼，長官方面是朱紹良，對胡先生很照料。何應欽對他則時好時壞。但大體上還算不錯。張治中是最忌妒他、最破壞他的一個人，兩人思想完全不同。陳果夫先生對他很好，陳立夫則不然，當然是因爲中統的關係，因爲胡先生很偏向軍統，所以中統當然很忌刻他。大約是民國卅年，有一次中統派人把陝西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打傷了，六個人打他一個，衝突雙方都是中統的人，陳立夫一直懷疑是胡宗南在幕後主使。中央命令將肇事的六個人解到重慶，後來委員長打電報給胡宗南，請他調解這次糾紛，結果如何不詳。其實這事並不是胡宗南唆使的，陳立夫卻始終懷疑是他。陳立夫這個人到現在我還批評他「小有才，非君子之大道也。」他作《四書道貫》，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道」可言。這本書在台灣很風行，他大概發了財了，在我認爲這本書毫無內容可言。陳果夫對胡先生則很好，胡先生對他也很好，此人不失爲一個忠厚長者。他的學問很好，英國留學生，學哲學，還在德國學過軍事。他有肺病，健康時好時壞，他的精神體力也是幾天好幾天差。他當導淮委員會委員長時，名譽損失很大，不過平心而論，他對治淮是有貢獻的。日後共黨曾大事吹噓其治淮的成果，其實都是陳果夫的成績。他的聲譽所以受到影響，是因爲他治淮時曾發生兩次水災。治淮原就是要治水災的，而今治出了水災，蘇北的地方人士因此攻擊他。實際上他之所以被攻擊，也有兩個背後的原因：一是他不用蘇北人，當地人一律不採用；第二，淮河在蘇北，導淮必然影響當地士紳的私有土地，陳果夫完全依照工程師的意見決定導淮路線，難免和土地所有人發生爭執，互相都力求避免土地被水路侵犯，這是蘇北人攻擊他的另一個原因。正好在此時發生了水災，給予地方人藉題發揮的機會，名譽因而大受損失。當時政府只給了他一百廿萬元，他一共花了四千多萬，不足的款項都是他自己想辦法籌措來的。
    
    
    
    胡宗南的治軍
    
    ㈠ 第六隊能戰的原因
    
     在軍隊中胡先生的部屬以黃埔同學爲主，在他的高級幹部中，如果以籍貫分，湖南人最多，山東次之，浙江第三、四川第四。如果以期別分，以第一期第六隊最多，胡先生自己在黃埔一期屬第五隊。第一期一到三隊是廣東本校招考入學的，第四、五隊是上海和其他各地招來的。但後來編隊則按照高矮次序，胡長官很矮，和我一般高，只有一六○公分，他被編到第五隊。第六隊屬於程潛，程潜在黃埔未成立前，原來辦有粵軍總司令部的訓練班，黃埔成立後。把他也編進去成立第六隊。第六隊的特色是廣東、湖南人最多，由於歷史久，訓練時間最長，因此當帶兵官的最多。胡先生也下是對第六隊具有偏愛，本來他的重要幹部有二個主要來源，一是老第一師，一是廿二師，因爲第六隊出身的多數勇敢善戰，在這兩師裡升上來的很多，胡先生承受了這兩方面的遺產，當然便很自然地多用了第六隊的人才，胡先生的黃埔第一期大約只受八個月訓練，而第六隊在一年半以上。這是他們較能作戰的原因。
    
    
    ㈡ 第一師的升遷制度
     胡先生當第一師師長時，聲威極盛。十九年時馮玉祥部隊每逢第一師，無不迅速撤退。然而眞正的第一師只有一個，冒名掛第一師牌的卻有三個，衛立煌其一，孫殿英也冒過名。（孫殿英的眞名很少人曉得，他叫孫奎元，是一個麻子。）胡先生對於幹部的升遷有一項規定：排長沒打過二次仗不能升連長，沒打過一次勝仗不能當團長。沒當兩年團長不能當師長，這種升遷制度是造成他部下勇敢善戰的原因。營長的升遷則未有規定，因爲營長是虛職，營長只不過屬於行政專員的性質，其作用乃傳達團部命令給連隊，連則屬於戰鬥單位。營長的重要任務是指揮預備部隊。通常一營有三連，兩連放在火線作戰，另一連爲預備部隊，而預備部隊用在何時何地則由營長決定。此外如果這一營的正面戰爭支持不住，則營長要親至火線去指揮，營長的責任在戰爭中只有這一項任務。作戰命令通常是由師部發令，師部只決定大原則，至於作戰計劃的細節則由團部擬定。營長在指揮系統中，並不佔重要地位。而團長則很重要。通常升遷的次序並不是連長升營長，而是連長先升少校團附，少校團附再調營長，使連長在當營長之前先經過一參謀業務的訓練。少校團附稱爲參謀長，作戰計劃是由他擬定的，所以少校團附一定要由一位優秀有作戰經驗而且善於文字的連長所升任，因爲營長皆由少校團附所升任，所以營長通常都能指揮部隊。軍事制度較文官制度健全，如海軍要當一位艦長，必須學過各項基層工作，如輪機、通訊等等艦上各個部門的官職都擔任過之後，才能當艦長。軍事制度比較嚴格，胡先生尤其能夠在制度上激�罟俦线M的意志。所以他的部隊沒有不能作戰的。
    
     此外他的部隊一停下來就辦訓練班，他的訓練班辦得最多，開封軍官訓練班、天水軍官訓練班，長沙暑期訓練班、天水暑期訓練班等等，部隊每停下來就加以訓練。他常挑選部隊中優秀士兵幹部進軍官訓練班，部隊中好的班長、有功的班長經過軍官訓練班畢業後，回去雖然還是擔任班長，但一有機會馬上就可提升，他的幹部因此永不匱
    乏。對於軍官他也常加以補充教育，以增加他們的知能，使能不斷地進步，因此他一方面不缺少幹部，一方面他的幹部也能不斷在求進步。
    
    
    ㈢ 副排長制度
    
     關於胡先生的治軍，他所確立的副排長，是一項極關重要的制度，此乃正常編制上所無，爲行伍出身者升任軍官的橋樑。凡優秀班長皆可被挑選升任爲副排長。通常一排有九個班長，包括三個上士班長，三個中士班長，三個下士班長，其中有兩名可以被挑選出來當副排長。雖然仍戴士兵符號，但可以掛腰皮帶，具有半軍官性質，薪水可多發一塊錢，預算則由師部自行支付（上士班長多二元，中士班長多一元）。這種升遷制度對士兵心理的影響非常之大。從前的兵役制度，招募來的兵員大約有兩種：一種人是家貧無以爲生，爲求生存而從軍，另一種人是在社會上發生了問題，如犯法，或在婚姻或家庭上發生問題等等，爲了逃避現實而從軍。當兵一向被認爲是沒出息的行業，但是這些人在第一師假若能打仗就有出路。一般而言，這些士兵在其他部隊只要升到班長，已經算是出人頭地了，而今在第一師還能當副排長，從此更可踏入軍官的行列，這對於士兵們心理發生極大的鼓舞作用。在第一師既有如此光明的遠景，打仗便成爲士兵終身前途之所寄，打不好仗，一生前途都完了，因此生死在所不計；死可以，但不能退卻，否則無以爲人。這一來，班長不退，排長就不敢退，一、兩排穩定了，戰局就穩了，這種影響力是很大的。胡先生創立這種制度，頗能懂得士兵心理和用兵的要訣，因而能發生重大的作用，他的部隊所以能打便是這樣來的。
    
     相反的黃埔學生則缺乏此種個性，在這裡不幹排長，回去找黃埔同學，絕不愁無容身之所，連、營、團長更有校長可以解決問題。由於到處皆有出路，精神上有恃無恐，作戰因此並不賣力。但行伍出身的副排長情形完全不同，他們只有在第一�熡谐雎罚x開第一師，他們找不到發展前途的容身之地。
    
     一般說來在眾多士兵之中，大約有十分之七、八是渾渾噩噩無所謂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士兵有頭腦、有知識、有出人頭地的慾望，這些人都有開拓其前程的野心，對於他們，副排長就是他們前途希望之所寄。副排長成爲行伍出身者軍心士氣之動力，他們在戰時的表現最爲卓越。胡先生的第一軍第一師是他的基本部隊，這支部隊沒有什麼特別的裝備和糧餉，但士兵都特別服從。
    
     抗戰以後胡先生的部隊大量增加，此後他的部隊的作戰力就漸漸衰退。原來第一師的老幹部只有陣亡的，從沒有敗退的，如七八師、一六七師在重慶硬是戰至最後一人，如一六七師的師長打死一個換一個，第三個又戰死，一師裡連死三個師長傷一個，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從前所未見的。
    
     卅八年十一月，第一師在重慶時，總裁本來在卅號早上拂曉就要起飛，結果遲延到下午二點才走成，蔣經國寫的東西說總裁是爲了掩護部隊，等第一師退下來之後才走。當然，他要這麼說也可以，其實並非如此。第一師是因爲戰場屍首尚未清理完畢；我們在這一機場保衛戰中擊斃敵人四千多，我們也損失了二千。在這一戰中，第一師的士兵硬是匍伏在地上，阻擋共黨的入襲，只有第一師有這種打法，別的部隊絕不可能勇於如此慘烈的犧牲。胡先生在當第一師師長的時期，如果士兵不勇於作戰，士兵們會互相諷刺：「這像打仗？你也配當第一師！」這種罵法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打死不要緊，回去之後讓人奉送這一句可受不了。」第一師士氣之盛，是可以想見的。白崇禧當年在上海一口氣開了三十個團來耀武揚威一番，一夜工夫完全瓦解。胡宗南在上海，當初中央只要他守四十天，他卻打了四個月，他在火線上親自督戰三個月，士兵幾乎天天看見他在火線上，沒有一個將領曾經如此。他的部隊幾個月內補充了七次，士兵無不抱定必死之決心，這也是其他部隊從所未有的現象，胡先生的老第一師便在這種情況下消耗淨盡。
    
    ㈣ 胡宗南不殺人立威
    
     他一向很少殺人，即使對於叛變者，他也不主張槍決。一個將領當他必須靠殺人以立威的時候，軍紀已經難以維持了。在甘肅時，有一個當過營長的中校團附陶策威叛變，這人是由一個胡先生所器重的人物叫李正峰介紹來的，李正峰是胡先生當團長時的中校團附，也是第一期，胡很敬佩他，曾稱譽他爲曾國藩。起初他介紹這個陶策威給胡先生在團部裡當指導員。當時第一師沒有政治部，政治指導員是幫助團長對外處理公共關係業務，這人可能是一個共產黨，性格不甚安份，頗具野心。他當第三營營長後調中校團附，由於他當過營長，有一天跑回他原來的營部向營長說：「今天我和團長的兄弟去打獵，一槍把團長的兄弟打死了，所以我已經無處可去，只好跑回營部來！」營長問他，何不向團長陳情，團長很厚道的，何況是打獵誤殺的，相信會獲得團長諒解。他說這樣不行。營長同情其處境，想給他些錢逃亡，他也說不行，營長並未提防其陰謀，到晚飯時冷不防營長居然被他囚禁。他告訴士兵說奉師長命令有特別任務，必須將部隊開走，一營就被他帶走。隨後一個管無線電人員逃出來打電話報告我這情況．當時這部隊距離我八十里，我立即告訴胡先生，胡先生說：「不會不會，恐怕弄錯了！」經詳細查詢，果然一營人被帶走了一百八十多人。胡先生當時答應如果自動回來可免處死，結果一百多人無處可逃，紛紛回營。胡先生主張履行諾言不處死，參謀長於達主張槍斃，副官長說：「既然答應不死，就應算數。」副師長也主張槍斃，二比二，後來把我找了去問：「現在你認爲怎樣？」我說：「要槍斃！師長的命令不能變更法律，叛變槍斃不是師長的命令可以變更的，你今天答應他不死，是違背了軍法，超過了權限。」結果槍斃了。這個人可以說就是我槍斃的。
    
     卅三年洛陽之戰。劉安祺的一個師長退卻，這事劉安祺應該負一半責任，因爲他把這一師的一團他調，影響兵力而遭敵人突破。但他把責任全部推卸給師長，報告上級，結果委員長主張槍斃，這位師長便這樣被處刑。
    
     民國卅年我們部隊守在黃河東岸，陝西的東龍門山。東龍門山附近有五個小據點構成一個大據點。由一營人防守，卻爲敵人攻潰四個據點。只剩下東龍門山一個小據點。事後開軍事會議，這位營長雖有虧職守，胡先生不主張處決，而參謀都主張要殺，結果才槍斃了。還有一個山東籍的士兵在這時打死了一名陝西老百姓，這位士兵才廿五歲，第一次軍法審判處死刑，胡先生又召開一次臨時軍事法庭，結果判定這個人非預謀殺人，而改判無期徒刑。後來高級將領的會議中大家都主張槍斃，結果才槍斃。將領們認爲不槍斃，對民心的歸向將產生不良影響。事後他又給了這位被害百姓家屬一筆很大的撫卹金。這種種都可以看出他並不以殺人來維繫軍紀。
    
    ㈤ 維繫軍紀不靠罵人
    
     他的紀律很嚴，但也不靠罵人來建立威嚴。偶爾罵起來也很文雅，最厲害也不過是：「狗！——」或者「狗東西——」，這已經是很嚴重了。普通只是「糊塗——」。他對部下很有禮貌，尤其對於配屬的部隊，對於非嫡系部隊，假如他有一分的功勞，都報他一分半功，而且常將自己部隊的功勞讓給附屬部隊。他對部屬尤其對客軍的禮遇，是他的長處。
    
    ㈥ 「偉大」不是造作出來的
    
     但他也有短處。「偉大」畢竟是出於自然的，不能有絲毫牽強的，也不是造作得出來的，我都當面說過他。我不同意他把自己的部隊長調下來換上旁系的人擔當。他吃這個虧吃得不小，在陝北幾個整編後的旅都採用湯恩伯的部屬爲幹部。第一軍原是他最基本的部隊，他後來卻讓陶峙岳當軍長，以後又叫韓錫侯（馮玉祥的部下）當軍長，以後又任命張卓（步兵學校校長）爲軍長，部隊就是在他手下崩潰的。到了末期，第一軍作戰力之所以頹靡不振，部隊長任命之浮濫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㈦ 用人的原則：識才、練才及用才
    
     從前有人批評胡林翼能訓練人才而沒有用人才的機會，曾國藩能訓練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不知訓練人才，而能用人才。對於人才，首先要能識才，能培養訓練，還要能用才。曾國藩能識才，能訓練人才，而不能用人才。胡林翼能訓練人才，而沒有用才的機會，人才多數外流。左宗棠則不知訓練人才，而能用才，他的主要幹部原來
    都不是他自己的部下，但都能用之以成全功業，所以識才、練才、用才乃是統御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㈧ 胡先生不善識人
    
     胡先生在識才方面，我認爲他並不高明，訓練人才和用人比較高明。有許多人我們認爲根本不能用的他用了，如湯恩伯的部下。他想用別人的部屬作爲他自己部隊的將領，用以表現他器量的寬宏，但我們認爲他是根本不能識才。他從沒考慮到，部隊交給那種人去指揮是會崩潰的，他識人的本事畢竟是略差一著。但訓練人才則頗爲擅長。
    
    ㈨ 訓練人才的方式
    
     他訓練人才大體上以總理遺教、總統言論作爲基本。在日常生活上以刻苦耐勞來要求部屬，訓勉部屬作戰要堅忍不拔，對人要推功受過，思想上要信仰主義。他常用幾句話來勉勵部屬：「生於憂患，長於戰鬥，忠於道義。」他把左宗棠的一句話改爲：「鐵肩擔道義，血手寫文章」，同時把「滿江紅」裡的「朝天闕」一句改爲「保中國」。他對部屬灌輸思想的方法是用精神講話。抗戰時在關中還辦了幾期將校班的講習，訓練高級幹部。平常他常到部隊裡巡視，卻很少閱兵。他巡視部隊所注意的是：伙伕房、馬房、廁所、士兵寢室等地方。他常在天未亮之前即往各部隊出巡，一輩子從未見他睡到天亮才起床的。他神色威嚴，不輕易與士兵閒談，但士兵有事都可以見他。士兵常將旅、團長解決不了的問題直接找他解決。對於訓練班他也很重視，常去巡視。
    
    ㈩ 越級指揮的習慣
    
     在戰略修養上，我認爲他並不高明，這要從他所受的教育去追溯。黄埔只訓練了八個月，而且他一生的軍旅生活中，從入伍到當師長任內的這一段時間最長[按：從民國十三年入伍，十九至廿六年當師長，計十三年。]因此使他只習慣於直接指揮。�呢チ暌葬崴攒婇L、軍團長、總司令、副長官、長官一直升得很快，使他無法熟悉大兵團的指揮方法。他喜歡直接指揮，乃是他從長久指揮小兵團的經驗中養成的習慣。他常直接指揮部隊，而和部隊長發生爭論，這是他的缺點。但他的度量很大，能夠容忍部下和他據理力爭，他從不在心裡記掛別人的過失。
    
    （十一）長官事必躬親
    
     總統也喜歡越級指揮。胡適之曾勸告總統事情不要管得太多，他是管得太多。不僅胡適的看法如此，我們也有此同感。不過其原因之一是幕僚素質太差，主官覺得自己的見解高，幕僚跟他不上，無法與主官配合，因而使主官事必躬親，事事都不能放心部屬。主官所以如此，固然也有因爲不敢信任部屬的。但胡宗南則很能信任部屬，他很
    多公事都批給參謀長，如：「國輝兄研究」、「××兄意見如何」，他多半把重要的事交給部屬去研究。但他的部屬中，我覺得眞正好的只有盛國輝一人，他當了兩次參謀長，是胡先生得力的幕僚。而總統的許多幕僚中，我們覺得只有當他用楊永泰爲祕書長的時候是中國的小康之局。總統用楊永泰的時候，大小事情幾乎都不需要他管。自從楊被刺後，總統便一直沒有一位有力的幕僚來替他分勞。所以長官的多管事和幕僚才能的優秀與否很有關係。中國官場很講究班底，新官上任，雞犬隨之升天。但胡先生則否，他用過的參謀長中，沒有一個是他自己報的，從於達起都是委員長派的，若是委員長不派，他就請舊日部屬返任，如羅列就是重新回來的老幹部。
    
    （十二）總統的度量
     總統的度量倒是滿大的，以他用唐生智就可以証明。十六年叛變，十八年又用他，十八年叛變，抗戰時還是用他。如薛岳也叛變過，抗戰時還是用他。薛原來是陳銘樞的人，可見他的度量還是很大的。至於部隊整編的錯誤，乃是上了陳誠的當。假如楊永泰沒死，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這也就是幕僚和領袖配合不上的例子。整編的罪過都是陳誠造成的，這人也夠亂七八糟的。那時一般人對部隊的看法也有中央軍和雜牌軍的差別，認爲從廣東出發的是中央部隊，後來歸附革命的是雜牌部隊。其實總統對所謂的雜牌部隊並不有意區別，例如他任命楊虎城爲師長，十八年還任命爲陝西省主席，從未曾歧視過他，甚至超過嫡系部隊的殊遇；其實楊只有芝麻大的功勞，和他所受的待遇不成比例。總統的度量不能說不大。但後來之所以造成叛離之局，總統是沒有責任的，責任是政府要負，何以說呢？因爲雜牌軍的待遇太差。
    
    （十三） 總統無責
    
     其實連中央軍的待遇也差，第一師如果要把軍政部欠我們的錢算起來，也總在百萬以上。假如一個月應有三十萬餉，我們至多只能拿到廿五萬，普通大約只能領二十二、三萬。從未拿足三十萬。連委員長批的特支費，胡先生當師長時也有十七萬沒拿到；那時的十七萬，相當於十七萬美金，這件事情胡先生不講，我也沒講過，因此連於達當參謀長也不知道。雜牌部隊的經費是採取包辦方式，他們一師大約給廿萬經費，他們領了錢去可免於呈報開銷帳目，但我們則事無巨細都得向中央呈報。社會一般人以爲中央部隊一師三十萬，雜牌軍二十萬。二者差別待遇，其實中央部隊的實際所得和雜牌軍所得只差二、三萬，這件事又不能隨便對外說明，因此社會人士是很難明瞭的。不過，中央軍的廿二、三萬在每一個月份的月初可以領到，而雜牌軍的要到下個月份才能拿到，這是軍政部的幕僚人員有意的安排。錢一旦不能準時領取，他們又可以在其中上下其手，雜牌部隊如果想早些把錢領出來，廿萬的糧餉寧願打折領十八萬，反正廿萬如果領不到還是空的，退而求其次，十八萬是實的！十八萬拿回來報到師部又成十七萬，這種事情我在軍政部時屢見不鮮。這都是政府要負的責任，但無
    論如何總不是總統的責任！總統沒叫人這麼做的！如果眞要追究責任，何部長要負責任，軍政部要負責任，總統沒有責任。
    
    （十四） 雜牌軍的自卑感
    
     此外，這種風氣之所以養成，雜牌軍自己也有責任，雜牌軍自己有自卑感，不敢向軍政部據理力爭。二十萬就二十萬，什麼時候該發就得發，爲什麼自甘領十八萬呢！自己願意吃虧，這是雜牌軍自己要負責的。
    
    （十五）下面人的問題
    
     中央和雜牌軍之間的關係始終沒處理好，中央所派下來的人雜牌軍都不敢用，如孫連仲等。他們都在治外生存。軍校學生他們雖然也採用，但不讓他們帶兵，深恐中央把兵帶走，這一點中央雖然要負些責任。但委員長對他們實在一再地遷就。從沒歧視他們，也沒對他們採取差別待遇，對馮玉祥的餘部也是如此，領袖的確是很偉大，很講仁義道德的，只是下面人的問題。我在軍政部擔任了一年的主任科員，科長不管事，我常常公事一批就是一、二十萬。二十萬以上才要請示，通常都不必請示的，弊病也就在此產生。中國的行政機關沒建立制度，這不僅是軍政部如此，其中關鍵在於監察制度的廢弛。錢穆說中國的監察制度發源得早，但早已廢了。而且還發生反作用。這是對的，中國實際已沒有監察制度，軍政部也沒有，軍政部長的人選我事後想來不應該叫地位太高的人去當，由何應欽擔任是錯了，因爲他的地位太高，一旦出了問題，沒人敢批評。實際上何應欽這人還是很好講話的，我和他見過一次面，他也接納我的意見，他人很好，只是部屬舞弊叢生，因爲沒人敢公然批評，他也毫不自知，所以軍政部長最好是用官階低的。
    
    （十六）制度的廢弛
    
     還有，那時我們曉得孫科的鐵道部長是最壞了，他把外國人苦心建立的規矩一口氣全部剷除。外國人別的我不知道，郵電部份我較清楚，他們講究制度，建立一套精密而實用的管理制度。在外人手裡好好的，一交到他手裡，弄到全國沒有一條鐵道不舞弊。在北伐以前，從沒聽到鐵道舞弊的事。如現在的電力公司總經理孫運璿，我從前在西安曾拍過桌子罵他，今天還用這種人，現在台灣的電燈果然又不亮了[按：本年（五十六）年七、八月枯水期全省每天停電一小時。]現在東也限電，西也限電，遲早他必會出事的。[按，孫氏於本（五十六）年底已發表爲交通部長]。
    
胡宗南的理財
    
    ㈠ 辦訓練班的財源
    
     部隊經濟向來都不寬裕，前面已經談過，部隊應得的糧餉，中央從未曾如數發給，軍中所申請的額外預算，更難以獲得批准。尤其我軍到達關中之後，財源更爲困難。然而胡先生仍在財政艱難之下創辦了七分校、戰幹第四團、蘭州西北訓練團等等，這些在早期都是他本身自籌財源，而非仰賴中央的支助。七分校和戰幹第四團最早都是蔣鼎文主持的。蔣鼎文於廿七年四月任陝西省主席後（主席原爲孫蔚如），七分校很快就獲得經費的支持。戰幹第四團經費來得很遲，早期乃由蔣鼎文提供五千人糧餉，維持了一年。胡先生創辦戰幹第四團的動機乃在於收容當時一批湧向共黨抗日大學的青年，阻止淪陷區青年繼續投往延安。後來舉辦西北游擊幹部訓練班和西北訓練團，經費則由中央供給，訓練團的團長由委員長兼任。副團長是三個省主席：朱紹良、馬鴻逵，和馬步芳。調訓人員以行政幹部爲主，包括行政專員，縣長、優秀科長以及區長，和優秀保甲長等無所不包。調訓的範團擴及甘肅、青海、新疆、綏遠和寧夏數省。西北游幹班是胡先生和湯恩伯共同合辦的。湯在江西曾辦過游幹班，胡先生由於缺乏人才及教材，因而與湯氏合作舉辦。陳大慶曾在西北游幹班擔任兩年的教育長，等於是湯恩伯的代表。
    
     廿八年八月胡先生調任卅四集團軍總司令，那時就我所知，委員長每月批五萬元經費，到卅三年七月成立第八戰區副長官時，恐怕還是五萬元。官銜雖然升高，但任務並未加大，所以不可能另有經費，而且那時法幣貶值，中央財政困難，雖維持這五萬已經很不容易了。當時我也擔任一個訓練班的主管，雖缺乏經費，但糧食常有剩餘。對於糧食，上級也不跟我們斤斤計較，不過多餘的麵粉卻不能變賣，這�菬o論哪個部隊都不敢揩油的，我們常用多餘的麵粉當薪餉發放。
    
    ㈡ 成都的倉皇撤退
    
     成都撤退時，我們的十九架飛機是在卅八年十二月廿二離開成都的。胡先生的五架飛機則廿三日才從成都撤離。當時撤退的遲一天早一天都操在周至柔手中。胡先生爲什麼比部隊遲一天才起飛往西昌，我們不知道。廿二日下午胡在開會中才決定從成都突圍，飛往西昌的飛機中途必須在昆明加油。到十二點鐘第二個電報到達，緊急指示航程必須改變，因爲李彌和余程萬的昆明機場失守，飛機不能在昆明加油，指定改在海口或蒙自加油（其實他也沒搞清楚，蒙自雖有機場，但沒有汽油。）我們從成都於廿二日走，是第三架起飛的飛機，因爲還未及獲得台北的消息，想飛到昆明機場去加油，翅膀在機場上空被打了五顆子彈，飛機無法平衡，因此飛得很慢，到西昌則是第十一架到達的。胡先生第二天才從成都起飛到海口，但不能下降而飛到三亞機場（海南島南端），等了幾天才又從海南島飛往西昌。當時所以需要繞大圈子，是因爲別無其他地方可供加油。那時一架C46飛機只乘載九名，其他的空間都用以裝載回程的汽油。
    
    ㈢ 三萬兩黄金的問題
    
     從成都到西昌，還有三萬兩黃金的撤退問題。這筆錢的來源據我所知，是部隊從西安撤退到漢中時（西安撤退前我已離開，當時情況如何我不清楚），曾有一個電報給中央，請中央撥折合五十萬銀元的黃金交給漢中的中央銀行（那時法幣已經不用），這筆錢在成都撤退時還剩三萬多兩黃金。黃金運到了海南島，副參謀長沈策（則聖）請一位管軍需的江西人負責將這批黃金運去西昌。這位江西人急急忙忙地告訴我說：「王先生不得了！」我問他甚麼回事，他說：「沈副參謀長說所有的黃金都要運到西昌去，我們這裡怎麼辦呢？」我說：「你和他講嘛！這裡一下子走不了，許多人還要留在此地需要用錢，你就這樣告訴他。」他說：」我無論如何也說不過他。還是請你和他講講。」我答應一試，到沈副參謀長那裡，沈一見面就向我要大印，我告訴他大印帶到西昌去是累贅的。他說：「要發佈命令呀！」我說：「發佈命令叫胡長官蓋章就夠了嘛！不一定要大印。」他說：「出布告呀！」我說：「西昌要出布告很困難，我們還沒有懂得夷文的人！ 」印是我管的，他一定要帶去，我也不便再和他爭執，我給了他。但爲了黃金事，我建議他不要一次帶去西昌，婉轉勸他在海口先將黃金分成小塊，因爲二百、四百兩一大塊的黃金帶去無法用的。對於大印，我無法勸服他，對於黃金我只好變更方式，試圖迂迴地說服他，但他仍然拒絕：「不，不，不，黃金一定要帶去，是長官吩咐的！」他這樣說，我當然無話可說。結果據我所知，當時只留下四百兩在海口，以後就以這些黃金支持一大批人一直用到台灣。其他黃金全數運到西昌去。他說那是胡先生的主張，其實胡先生並沒說，是沈策自己說的。照理，以我的方法是對的，先將大塊金子分成小塊，另一部份折爲光洋，這是最理想的辦法；將一大塊金磚帶去，在兵荒馬亂中根本無法運用。
    
     這位管理軍需的行政官後來爲共黨所逮捕，吃過不少苦刑。共黨以爲參謀長羅列死了，請他認屍首，屍體是一具身材肥胖，牙齒潔白，身著襯衫的軍官。因爲眼睛已被烏鴉啄去，面目難辨，既然要他認屍，他很俏皮地說：「有九分像，不過面孔被鳥啄過，不能說百分之百像。」於是共黨就發佈消息說：「羅列死了！」
    
    ㈣ 黃金的下落
    
     這位行政官後來逃回到台灣。據他說，在西昌撤退時曾買了十八頭驢子載運這批黃金，在逃亡途中遭遇共軍襲擊。這批驢子爲匪軍所衝散，三萬兩黃金就這樣失落了。金子應該解到前方去用，這是不容置辯的事，但整塊拿去是無法用的，在漢中時師部曾交給我五十兩黃金，我就沒辦法用。沈策後來爲共黨所殺害。三萬多兩黃金在西昌一部分曾兌換銀元運去，其餘多數都在戰火中失落了。
    
    ㈤ 有關三萬兩的謠言
    
     回台灣後謠言很多，有說胡先生將這筆黃金放利，遭遇惡性倒閉。也有說黃金都如數運回，因此胡宗南極爲富有。這是根據王叔銘所說的，王叔銘說胡宗南在飛機上有三萬多兩黃金的帳目。這是對的，王叔銘的話沒說錯，雖然有些人責備王叔銘，以他和胡宗南交誼之深，不應悖逆道義。不過王叔銘只說對了一半，從成都運到海南島，再運西昌是有這筆帳的，但最後卻未從西昌運出來。黃金上飛機必須要填表過磅，才能交運，所以王叔銘的情報並非錯誤。但從西昌運出來的物資中，的的確確沒有這筆帳。從西昌出來之後，胡先生的部下一直靠著總務蔣竹三帶出來的一百多兩金子維持了幾年。而在海口的四百兩則供給一大批人從海口到達台灣，用了半年。不過聽說有幾十兩是被借去不還的。這也不必去講他的名字了。關於金子的問題，有人說於先生也有。假使有，依我判斷也不過三、五十兩，因爲這個人很慌張，不會太多的。
    
    ㈥ 於達在台處理遣散的失敗
    
     於先生在台灣辦理遣散時處理得很壞，西南長官部撤銷後，大概在名冊上約有八十多位屬於長官部的人員需要辦理遣散，於先生又叫我們一些非長官部的人大約也有八十幾位在台灣失業的也去登記。照理造册時應該是凡胡先生的部屬，不管長官部與否，一律造冊送國防部，但他又把其中登記的一部分勾�袅耍@是什麼理由我們也不知道。未被呈報的人無法安頓，心中當然不快。就是被安頓的人也不痛快。我跟了胡先生幾十年，遣散後也未領一文。
    
     於先生未能辦好遣散，完全受毛金彪的牽累，於先生人非常好，常識則缺乏，人情世故也不太熱，他自己道德修養好，也相信別人如此。第一次毛金彪答應完全安置，實際上完全上了他的當。事後爲了此事雙方發生爭執，毛金彪說他原來只答應一部份安排爲國防部高參，一部分作爲通訊部隊，剩餘的另一部分安排受訓或自行遣散。以這三種方式安頓人員。高參的安頓沒有問題，問題就出在受訓的這部分人，其中有陸大畢業的，有軍校一、二期的，這些人質問於先生：「你叫我們到哪裡去受訓？」於先生答不出來，於是只好叫他們等一等，也不知等到何時。發生最多糾紛的就是這部分人。這些人後來到處告發他，弄得他很可憐。
    
     另一批所謂軍文人員也很潦倒。我擔任機要室主任也屬於軍文人員，勞苦數十年下來，得不到一文遣散費，我底下還有很多人員如譯電人員等屬於軍文，一個時期都由我供應飯食，最後也由我賠錢安頓他們，於先生處理這事情的紊亂，也令胡先生頗爲困擾。
    
    
    ◆◆◆ 以上《胡宗南先生追思》選錄内容完 ◆◆◆

告别乔石：江泽民还是不能回北京

告别乔石：江泽民还是不能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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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7月07日 转载)

    告别乔石，老江只在外地送花圈，于是又引出种种议论。议论一多，难免不靠谱。白丁来说两点有事实依据的观察：
   
     第一点，既然给了乔老爷崇高评价，为什么告别式除了6常委＋胡锦涛，所有其它老常委和现任局委都遭屏蔽？据参加告别式的人说，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都去了，但官媒不予报道。被无视的感觉难道不会引起大佬们的不满和不安吗？子女家属不会觉得有损死者的哀荣吗？（即使送别者中混有“老虎”，报道可以剪裁，没有理由都抹掉。徐才厚、令计划公开露面后不也照样拿下吗？）以乔老爷的人缘和威望，即使习组长不希望大家都来八宝山聚首，也不便阻拦，那又何必那么不会做人呢？

京城的消息还说，李鹏是生病临时缺席的。老江呢，送的花圈就和别人不一样，上写“江泽民王冶坪敬挽”，多了一点私人色彩。而且据说除了送花圈，江在外地还给父母双亡的乔家子女打了电话。通常，长辈只和长辈通话，但人死为大嘛。江与乔毕竟还有上海地下党的那段情义。
   
    补充一句，1989～1997，江乔共事期间，即使有分歧也不是权力斗争，上面还有老邓和陈云主事，权斗还轮不着他们。后来老邓亲口封了江核心，也是为不给世代交替中的权力斗争留下余地。乔石是识大体、顾大局、讲规矩、守本分的人，老江那时号称“开创新时代”也远比后来的胡、习开明。所以诸位：一是不要拿现在你死我活株连九族的党内斗争想象江乔之间的矛盾，那时的共产党还没有因数百亿的家族利益而四分五裂；二是坊间流传的乔石挺习斗江的传说，多是伪托，从江乔矛盾望文生义。其实乔石早已因病彻底退出江湖。乔的子女与习组长差不多大且认识，大儿子是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博士。从他们的低调你也可以想见乔老爷的散淡。
   
    其实本文真正想说的是第二点观察，老江冬天就在说回北京（白丁还写了篇《数九寒冬，老江为什么要回北京》），现在仍然回不去。说明党内斗争还在“胶着状态”。仔细一想，自习组长上台，老江可能就被放逐出了北京。2013年7月见基辛格，2014年5月见普京，都是在上海，以后几次露面，不是海南，就是扬州。看来习组长还没有实力彻底拿下江核心之前，只能以不许回北京来防止老江“干政”。老江在外地过着退休生活，有官员去看他，很扎眼，谁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如果老江在北京这个权力迷宫，那人家要去看他，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古代封建社会，分封在外地的诸侯王，也是不奉诏不让进京的，否则就是谋反。陈毅元帅当年被白军围在梅岭时写过两句诗：“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去泉台，可以，来北京？不行。
   
    谁是“旧部”？那可多了去了，1997～2012提拔的官员，还没被拿下（3年拿下140多省部军级的大老虎，才哪到哪啊）、也没被习组长收编的，都可能是“旧部”。但我看这些“旧部”不是老江召去的，是被习组长的不得人心推过去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像白丁在第一点观察中说的，非得要摆那副不可一世、君临天下、我为刀俎、你为鱼肉的架势干吗？
   
    别说经营一个党，就是经营一个红卫兵组织、知青集体户，都要有点手腕懂得笼络人心。咱们习组长太一根筋，径情直遂，认定“不反腐就要亡党亡国”，到底怎么个亡法，要具体地想。光靠吓唬，光靠“双规”，光靠什么“两个100年”的空洞愿景就能避免吗？中国老话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自己抓权，也得顾别人的感受。弄得你死我活，反而事倍功半。让8000万人跟着你，你一边收拾他们，一边要求他们和你一起保住党的执政地位、保住产生腐败的专制制度、反对颜色革命，他们能不敷衍你吗？结果弄得党心涣散，无人可用，什么事都推不动。这又进一步引起权力还不够大的错觉，想加大力度打虎，想弄出点国际冲突来进一步集中权力、集中资源。结果碰壁：秘审周永康，草草收场；南海人工岛，匆匆完工。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2个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带去400多人，想修复挽回“新型大国关系”，可美国国内气氛变了，人家已不接茬。
   
    所以中共今天的问题不在老江。老江就是明天挂了，党和国家也还是这么一副四顾茫然的乱局。中共今天的问题也不在习组长缺乏权力，而在他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权力做对的事，并以此鼓舞全党全国。整天陷于不伦不类的“造势”中 ， 陷于对颜色革命的焦虑中，权力就会流失。胡锦涛当年缺少权威，“九龙治水”，至少还有人做事。今天呢，不说别人，习组长天天带在身边的三代帝师王沪宁都不给他出主意，不知是嫌“肉食者鄙”，还是面对强势红二代，不愿交浅言深。
   
    有时我也想不通，习组长30多年来仕途顺利，家庭幸福，肩不晃膀不摇，没流血没流汗，60岁就脱颖而出登顶，洪福齐天，艳福齐天（大领导娶女演员的，中国就是毛和习，外国就是萨科齐），为什么心中还有那么多负面情绪？你看他，反美、反日、反西方，反台独、反港独、反藏独、反疆独，反贪官，反违纪，反公知，反访民，反维权律师，反意见领袖（节目主持人），反普世价值，还反抽大烟······什么东西他不反呢，产生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专制制度。什么都反，像个红卫兵，忙得毫无政治智慧，最后，把自己大党大国领袖降了格，沦为操作层面警察与五毛的头。3年来他唯一正面肯定的只有一个人：准人渣周小平······
   
    不断有人想探讨习组长“打虎”到底还打不打了？什么时候和江曾摊牌呀？我想提醒诸位，习组长坐在这个位子上不是来满足你们的期望的。他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颜色革命，二是反贪抓权。反颜色革命就是防止老百姓造反，他还得靠我党我军。可我党我军已经腐败不堪，不收拾他们，将来不知道他们听谁的，站在哪头。可收拾得太狠了，大家一起消极起来，没人干事了，老百姓那头又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是习组长纠结的地方。
   
    前一阵中共出了篇文章《讲政治 顾大局》，牛泪特地点明“讲政治”的始作俑者是江泽民，何岸泉还杜撰了一个曾庆红给习组长上课的故事。但有一个细节，大家居然都没注意到：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风向标式的的文章，会登在中纪委的网站上？王岐山开始转弯子、顾大局啦？他一边说“自己给自己开刀很难”，一边顺着习说法制还得党领导，同时又在中纪委网站上发文“不做党内公检法”，从运动式反贪回归法制回归纠风查纪。除了他，现任局委常委，几乎没人附和反腐肃贪和意识形态造势，习组长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只管抓革命促生产，把习晾在那了。
   
    所以，打虎下山还是打虎上山，一是看习组长还有没有进一步抓权树威的余地；二是看在这个腐败的党中还能不能组织起力量；三是看国内民众、境外势力发动颜色革命这件事习组长怎么判断（尤其是经济下行，股市崩盘的形势下）。
   
    眼下习组长的重心放在哪呢？法制。这在习氏字典中就是收拾老百姓。你看准备出台的“新国安法”，周永康、徐才厚不会犯“煽颠罪”吧。“新国安法”这件事，主管人大立法的张德江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18届领导集体与胡温那届比，在走向另一极端：大家看习组长演独角戏，越演越不得人心。
   
    在这种形势下，老江不仅回不了北京，我猜，北戴河会议大概也不会请他，9.3大阅兵也不会让他上天安门。如果中共高层出现变局，要给习组长开“民主生活会”，也只有老江能召集。从这一点想，习组长这头，不管反贪还反得动反不动，这面旗子不能倒。（白丁 ）
   
    来源：明镜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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